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三之一(詳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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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
文化行動／美學政治＠自治八樓
對談：老B（B）、李智良（良）、林森（森）
記錄、整理：叢衡行（行）
創作，不只有作品
森：在八樓裡發生的事，例如［大𥄫野］[13]和社會運動電影節[14]對我有好重要的影響。到現在我去做放映和討論，除了更了解作品，延伸的討論可以擴展的範圍很大，例如故事內的議題，或是人物。觀影後有討論，這個空間十分重要。在社會運動而言，我覺得首先要聚到一些人討論。近兩年與朋友搞了個叫［平地學生電影節］，也一樣是想去凝聚香港一些拍攝影片的學生，不一定要是電影系學生，只要是學生就可以，不論大中小學。我想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的獨立作品有與人見面的渠道，除學校放映外還會去不同社區（例如是油麻地碧街），給街坊看，與街坊討論。雖然現時進度緩慢，但這都是在八樓參與那些與影像有關的東西，帶給我的影響。
行：你好強調小範圍討論，而好多人覺得這基本上只是左膠傾完無結果，你為何覺得小範圍重要，而不是一次過給好多人看，然後鼓動好多人上街那種？
森：⋯⋯好多事是需要時間，小範圍是因為認真的討論好花時間，內容上或是創作上的東西，很難一次過同很多人討論。大範圍地做就只能做到大範圍能做到的⋯⋯只能講簡單表面的，及單向傳播。若想深入，便須有互動。映後討論中，其實創作人本身也有收穫，是觀眾帶給你的。去社區做，會認識到的人，是無可能在維園做一場大show就認識到，但例如我在土家放映，就真的會認識到附近街坊，了解他們的想法。這很重要，若大範圍地做，就好難做到⋯⋯
行：為何要認識？
森：如果你相信你拍的影像是有力量去延伸出現實世界，那麼認識觀眾和社會就好重要。
行：延伸是指？
森：舉個例，我有個畢業作品，當中有位南亞裔小朋友是主角之一[15]。影片已拍完五、六年。去年在葵興的一個主要為南亞裔服務的社區空間放映。事隔六年，南亞裔朋友來觀影，發現他們面對的問題竟都差不多。你問我這些放映有沒有用，我答不到實質的東西，影片不會有票房，不會有錢賺，但透過放映我們互相認識，而且，有其他人想去講關於他們（南亞朋友）的事，對他們來說是有一點肯定作用。對我來說，則明白了香港的所謂變化其實很少。
行：就住創作不只有作品，作品以外的延伸這個問題，不知智良有何想法？《跳制》算不算是房間延伸/以外的一種實踐？
良：《房間》是 2008 年出版的，是我接受了多年精神科「治療」的一些記錄與反思，但書中也有很多在 2000 年代所謂「後殖」與急劇新自由主義化的香港生活的記痕，裡面也有觸及一些社會運動，如反世貿、皇后碼頭、台灣的保存樂生園運動的場景。雖然認識不少投入社運的朋友，但我一直不把自己看作是積極的「運動參與者」，是比較遠離的觀察或較低度的參與。出書的時候和一些文學/文化圈朋友辦了很多講座，除了是宣傳新書，也覺得要把精神科的人權問題和醫藥業的利益結構多講出來。除了在書店，也有在「獨立媒體」辦過分享會，可能因為我多講了這個題目，也就有些讀者和參加活動的人會主動跟我分享他們的經驗，發現原來身邊有很多人或他們的家人都有類似的被判病、吃藥覆診、出入醫院，「病患」或「病患家屬」與照顧者的經驗，普遍都有一種「不知除了精神科藥物治療還可以怎樣」的無力感。當時和八樓的彩鳳談得比較多，後來就和幾個對這些問題有親身經驗或關心的朋友，開始想有甚麼積極些的事情可以做，先後加入的幾位朋友，有從事老人服務的社工、有正在吃藥或正在戒藥的人，或是已戒斷藥物的「康復者」，也有要照顧「病患」的「照顧者」和病人自助組織者，由於其中有八樓的朋友，於是我們開會都是借用八樓的會址。（編按：後來，自治八樓也成立了［跳制委員會］[16]，邀請各位朋友加入。）
文化．行動．自主．成長
行：2002-04期間，八樓的年青一代在經歷過大磡村和何家園清拆事件後，共生了一個跨文化形式的計劃叫［我的家園］。當時反拆遷運動主要都談安置或賠償，但八樓更想講土地權、住屋權、民主參與規劃、反對住屋商品化這些基本意識的改變。這些說法在現在可能被當成土地運動的主流，但當時是連對社運人士都未必能說的事。當時其中一個錄像部的計劃，便是去葵盛中轉屋，與當時大磡村被迫遷過去的小朋友，一起搞拍片工作坊，了解社區。
森：最初有去大磡村，後來何家園支援得多些。去到葵盛，想搞工作坊，也是變了要陪小朋友玩。當時在八樓接觸到錄影力量，覺得影像有它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做工作坊。最初去葵盛，發現原來可以這樣做工作坊，未必好有目標交足功課等，而是認識到葵盛的小朋友。後來有參與影意志有搞的草根電影拍攝計劃，也有應用影像去參與其他機構。
行：搞工作坊的意思在哪？
森：是接觸到不是所謂電影訓練的人，了解普通街坊如何看影像、故事，他們自己的故事？好多草根覺得自己的故事不重要。我曾同一團體搞過工作坊，說要講草根，大家就馬上講最低工資，然後當時又正值碼頭罷工，大家就想拍碼頭罷工。只有議題，無法構成故事，後來慢慢花了點時間去發挖街坊生活的故事。有個工友很想多與家人相處，但一個日班一個夜班，永無時間，好像愧對家人，講出來後，好多人都發現有共通點。最後這個故事拍出來，就拍成了＜稻草人＞這齣短片。我覺得，搞工作坊，於他們，於我，都是有機會令草根的真實生活，成為一個值得提上桌面的事情。對我是很大的啟發，就是我為何要去拍故事。
行：那講故事的力量又是什麼呢？
森：以前參與社會運動，叫口號，發現自己不擅長這些，那究竟自己可以做什麼？最初是拍些口號式的片，政治正確，但觀眾不明白，自己看又覺得好片面，然後發現要去發生影響和轉變，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
在八樓時，有這樣的空間去試好多事情，去發展自己的想法和興趣。我好多情況都是，原本想做一件事，但最後卻搞了另一些事情出來，也覺得過程中有新發現是好的，也不會有人說我「本來」應該這樣或那樣，有發展空間，是很好的成長環境。
行：談到自主成長，2003年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事件仍持續抗爭中，亦是香港第一次港人要求人大釋法事件。後來港人父母抗爭期間，有些年青人與小朋友在香港不能上班上學，甘神父於是搞了個居權大學和居權小學。你是居權小學的導師，當時你們三個只有十幾歲，做居留權小學的導師，成天帶小孩，對你而言是一種什麼經驗？同期還有開拓公共空間的一系列西洋菜行人專用區的街站、戀戰西洋菜、無人駕駛直播室、獨立街頭電視台［眾融頻道notmychannel］，又有出版報紙、CD等等等等。你的參與又是如何？
森：2003年反廿三條時，比較多時間在這裡，做那條超大條反廿三條龍。記憶較深是當時的總幹事邀請我去一個集會幫手，音響／搬東西那些工作，那是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事件。後來我便參與多了，居小會在九樓（學聯會址）上課，有時在八樓，我負責帶活動班，陪他們活動，踩單車，一齊打機等等。
行：多年後，居小同學曾在集會對比對他們後來回內地上正規學校的經驗，對於居小的另類教育，陪伴成長，鼓勵發問和好奇心，都有公開且非常正面的評價。
森：那時我會思考較多教育的問題。我無讀過什麼教育方面的學科，就靠住在八樓接觸到的人所養成的習慣，同樣去面對居小的小朋友。在居小的生活，在正規學校根本無法體驗到，因為居小無人會限制佢地，只會協助發展。他們想到什麼，好奇，可以馬上去做，我們只是陪伴、協同的角色，他們的學習是自己去發現和去嘗試很多事，例如發現怎樣打鼓會打爆鼓皮。（笑）
到2005年那次學聯九樓想把八樓變成福利品店，減低社運面向，就無端端有壹周刊記者收到料，走上來八樓，我不疑有他，以為是朋友，開了門，結果個記者就亂拍了一些照片，又無問清楚，就寫有小朋友在這裡打機，有人濫用八樓空間。（編按：那記者自此至終只上來了不超過十分鐘，亦無問清楚，便寫了一個幾頁紙的報導）
行：其實若無居權當時的例外狀態，基層小朋友好難有這種另類教育的機會。
森：對，其他人好難理解。他們年紀這麼小便面對這麼複雜的社會問題，同學們會因為不能再爭取，而一個個地離去。居留權讓我們想很多，像什麼是身份認同、國家和地域這些有何意義等等，很難說得清楚。
參與第一次西洋菜街的行動，都是有關居港的街站，然後發展到在公共空間做些大家平時不會做的事，像玩音樂，坐路邊等等。那時有好多朋友玩音樂，大磡村反清拆時，我們都有一齊做首歌。後來大家的的音樂越做越多就變成出CD啦，於是大家一齊開會討論，如何印，如何發行，擺書局還是那裡，成日商議。
後來，無人駕駛直播室，我參與得少，眾融頻道就較多。那時覺得自己都可以拍到片。眾融頻道時，［我的家園計劃］中無論利東街、鯉魚門寮屋區都拍了好多片，那時無youtube，大家就想著在公共空間放映會試到什麼？就去了。
行：除了議題性的，那時也有些朋友拍了些好玩一點的作品？
森：有啊，選舉時，同阿仁拍了齣玩電話，打去議員辦事處，發現打了好多電話，只有一個區議員在辦公室處理問題（笑）。那時好恆常，每個星期六，推電視櫃，來回西洋菜街和八樓，完了便去金海茶餐廳食飯、討論。2001-04那段時間好多事發生，記憶有些混亂。後來郭達年做總幹事，還有出版8a報，搞自由文化音樂節，狂開會。8a報要討論怎樣寫，出什麼稿，我都有寫過幾次。我讀書時認識了些indie band的人，便幫手連結他們去自由文化音樂節。試過同band一齊討論，都有人，但好少數，不是太多band願意從一開始一起籌辦到尾。阿禮[17]那隊樂隊叫［促］，玩neometal，那時流行hardcore呢。我和阿仁、阿葉都有在八樓搞過些小型音樂會，阿禮他們都有上來，那是03年左右的事了。
行：2003-04那時，社運中好多時都講到公民權利都是講「反對警權過大」，當時八樓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也是現在的人耳熟能詳的「重奪公共空間」及不算耳熟能詳的「反對管理主義，民間互相協調」，而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是第一個開拓的試點，你覺得在西洋菜街的街道電視台［眾融頻道］[18]中學到什麼？
森：無論是虛的討論和實際的執行，節目如何編排、現場如何處理突發事、如何應對警察和其他管理者等，每個禮拜都重新檢討。大家也會討論節目、形式和議題，由如何推個電視櫃落去街頭播，或是之前開會的討論，公共空間、影像媒體，都是實驗。世界變化好大。今日的人隨意便拍片放上網，但04年時不是如此。因此，當有人在街上放映，而又有人停佇觀看時，對於從小到大都只是被動接收電視訊息的我來說是一大震撼：原來即場播放，是有人會即場回應的！很有趣！但現在這個年代就已是另一個世界了。
行：後來保衛天星皇后，你好像也參與不少？我記得在天星鐘樓被關閉後，爬入去敲響鐘聲的行動中有許多八樓的朋友，這行動可說是為後來的抗爭吹響了號角。
森：天星運動開始時，是思網絡先搞了一堆藝術行動。到八樓參與落去，就是連結了一堆Band友在天星被關閉那晚搞音樂會，當時碼頭好多人，不過是去拍照，不是來參與音樂會（笑）。好有感覺，報紙話有十萬人去影相。
那時就想，為何這麼多人，都還是要關閉碼頭呢？是否可以再做多一點事情？然後認識何來，她在碼頭被關閉後露宿抗議。後來便有了上去鐘樓敲鐘的行動，討論過好多要怎樣爬上去呀，怎樣才能敲響鐘呀，就只是沒有想過，如何出來。那個鐘好重，要好大力敲，又怕破壞到個鐘到了皇后碼頭時期，那時保衛人士有個俄羅斯小組，輪流留守天台頂，看誰不幸是最後要被警察抬，到最後很多是八樓的人。但那是後期的事了。最初八樓比較多是後援形式，都有提供音響，協助辦所有在碼頭的文化活動等等[19]。由參與眾融頻道開始，都有做不同社運場合的支援，音響支援協助運動發展的比較多，我覺得學了許多。
注釋：
[13]［大𥄫野］是當時八樓每周一晚的看電影談社會之活動。活動有主要成員，但也開放歡迎不同朋友參加，是八樓的公開活動。不過主要成員會提供自己珍藏的影碟與人分享，也會稍為討論該周看什麼電影及討論什麼主題。
[14] 由黑鳥成員郭達年成為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總幹事起，八樓開始搞的活動。本設定為院校巡迴，後擴充到院校巡迴以外，也會到公共空間和社運團體放映。其宗旨是：「影像．感動．思索．行動 就在你與我身邊」。
[15] 《暉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946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1TWSCrnir4
[16] 自治八樓憲章中，有［委員會］的部份。自治八樓接納成員就特定議題，與非成員的朋友合作，如果那些非成員的朋友願意，就可成立特定的工作委員會，而該項工作成為自治八樓的一部份，會獲得自治八樓其他成員的支援。自治八樓其他委員會還有［移工共行委員會］、［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溝通平台］等。
[17] 指梁穎禮，東北示威被捕下獄的十三人之一。
[18] 眾融頻道notmychannel: http://smrc8a.org/category/involvement/%E7%9C%BE%E8%9E%8D%E9%A0%BB%E9%81%93/
[19] 林森和他的同學，同為八樓成員，在天星及皇后事件後，分別剪輯了［天星鐘聲］和［人在皇后］兩齣紀錄片。後來影行者用同一批毛片，也剪輯了［碼頭與彼岸］一片。
（待續）
共治八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