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小史詳談

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共三篇)
 第一篇:https://wp.me/p90FLj-es
 第二篇:https://wp.me/p90FLj-et
 第三篇:https://wp.me/p90FLj-eu

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三之二(詳盡版)

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三之一(詳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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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

文化行動/美學政治@自治八樓
對談:老B(B)、李智良(良)、林森(森)
記錄、整理:叢衡行(行)

創作,不只有作品
森:在八樓裡發生的事,例如[大𥄫野][13]和社會運動電影節[14]對我有好重要的影響。到現在我去做放映和討論,除了更了解作品,延伸的討論可以擴展的範圍很大,例如故事內的議題,或是人物。觀影後有討論,這個空間十分重要。在社會運動而言,我覺得首先要聚到一些人討論。近兩年與朋友搞了個叫[平地學生電影節],也一樣是想去凝聚香港一些拍攝影片的學生,不一定要是電影系學生,只要是學生就可以,不論大中小學。我想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的獨立作品有與人見面的渠道,除學校放映外還會去不同社區(例如是油麻地碧街),給街坊看,與街坊討論。雖然現時進度緩慢,但這都是在八樓參與那些與影像有關的東西,帶給我的影響。

行:你好強調小範圍討論,而好多人覺得這基本上只是左膠傾完無結果,你為何覺得小範圍重要,而不是一次過給好多人看,然後鼓動好多人上街那種?

森:⋯⋯好多事是需要時間,小範圍是因為認真的討論好花時間,內容上或是創作上的東西,很難一次過同很多人討論。大範圍地做就只能做到大範圍能做到的⋯⋯只能講簡單表面的,及單向傳播。若想深入,便須有互動。映後討論中,其實創作人本身也有收穫,是觀眾帶給你的。去社區做,會認識到的人,是無可能在維園做一場大show就認識到,但例如我在土家放映,就真的會認識到附近街坊,了解他們的想法。這很重要,若大範圍地做,就好難做到⋯⋯

行:為何要認識?

森:如果你相信你拍的影像是有力量去延伸出現實世界,那麼認識觀眾和社會就好重要。

行:延伸是指?

森:舉個例,我有個畢業作品,當中有位南亞裔小朋友是主角之一[15]。影片已拍完五、六年。去年在葵興的一個主要為南亞裔服務的社區空間放映。事隔六年,南亞裔朋友來觀影,發現他們面對的問題竟都差不多。你問我這些放映有沒有用,我答不到實質的東西,影片不會有票房,不會有錢賺,但透過放映我們互相認識,而且,有其他人想去講關於他們(南亞朋友)的事,對他們來說是有一點肯定作用。對我來說,則明白了香港的所謂變化其實很少。

行:就住創作不只有作品,作品以外的延伸這個問題,不知智良有何想法?《跳制》算不算是房間延伸/以外的一種實踐?

良:《房間》是 2008 年出版的,是我接受了多年精神科「治療」的一些記錄與反思,但書中也有很多在 2000 年代所謂「後殖」與急劇新自由主義化的香港生活的記痕,裡面也有觸及一些社會運動,如反世貿、皇后碼頭、台灣的保存樂生園運動的場景。雖然認識不少投入社運的朋友,但我一直不把自己看作是積極的「運動參與者」,是比較遠離的觀察或較低度的參與。出書的時候和一些文學/文化圈朋友辦了很多講座,除了是宣傳新書,也覺得要把精神科的人權問題和醫藥業的利益結構多講出來。除了在書店,也有在「獨立媒體」辦過分享會,可能因為我多講了這個題目,也就有些讀者和參加活動的人會主動跟我分享他們的經驗,發現原來身邊有很多人或他們的家人都有類似的被判病、吃藥覆診、出入醫院,「病患」或「病患家屬」與照顧者的經驗,普遍都有一種「不知除了精神科藥物治療還可以怎樣」的無力感。當時和八樓的彩鳳談得比較多,後來就和幾個對這些問題有親身經驗或關心的朋友,開始想有甚麼積極些的事情可以做,先後加入的幾位朋友,有從事老人服務的社工、有正在吃藥或正在戒藥的人,或是已戒斷藥物的「康復者」,也有要照顧「病患」的「照顧者」和病人自助組織者,由於其中有八樓的朋友,於是我們開會都是借用八樓的會址。(編按:後來,自治八樓也成立了[跳制委員會][16],邀請各位朋友加入。)

文化.行動.自主.成長

行:2002-04期間,八樓的年青一代在經歷過大磡村和何家園清拆事件後,共生了一個跨文化形式的計劃叫[我的家園]。當時反拆遷運動主要都談安置或賠償,但八樓更想講土地權、住屋權、民主參與規劃、反對住屋商品化這些基本意識的改變。這些說法在現在可能被當成土地運動的主流,但當時是連對社運人士都未必能說的事。當時其中一個錄像部的計劃,便是去葵盛中轉屋,與當時大磡村被迫遷過去的小朋友,一起搞拍片工作坊,了解社區。

森:最初有去大磡村,後來何家園支援得多些。去到葵盛,想搞工作坊,也是變了要陪小朋友玩。當時在八樓接觸到錄影力量,覺得影像有它的力量。但最重要的,是做工作坊。最初去葵盛,發現原來可以這樣做工作坊,未必好有目標交足功課等,而是認識到葵盛的小朋友。後來有參與影意志有搞的草根電影拍攝計劃,也有應用影像去參與其他機構。

行:搞工作坊的意思在哪?

森:是接觸到不是所謂電影訓練的人,了解普通街坊如何看影像、故事,他們自己的故事?好多草根覺得自己的故事不重要。我曾同一團體搞過工作坊,說要講草根,大家就馬上講最低工資,然後當時又正值碼頭罷工,大家就想拍碼頭罷工。只有議題,無法構成故事,後來慢慢花了點時間去發挖街坊生活的故事。有個工友很想多與家人相處,但一個日班一個夜班,永無時間,好像愧對家人,講出來後,好多人都發現有共通點。最後這個故事拍出來,就拍成了<稻草人>這齣短片。我覺得,搞工作坊,於他們,於我,都是有機會令草根的真實生活,成為一個值得提上桌面的事情。對我是很大的啟發,就是我為何要去拍故事。

行:那講故事的力量又是什麼呢?

森:以前參與社會運動,叫口號,發現自己不擅長這些,那究竟自己可以做什麼?最初是拍些口號式的片,政治正確,但觀眾不明白,自己看又覺得好片面,然後發現要去發生影響和轉變,要靠故事,而不是靠宣言。
在八樓時,有這樣的空間去試好多事情,去發展自己的想法和興趣。我好多情況都是,原本想做一件事,但最後卻搞了另一些事情出來,也覺得過程中有新發現是好的,也不會有人說我「本來」應該這樣或那樣,有發展空間,是很好的成長環境。

行:談到自主成長,2003年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事件仍持續抗爭中,亦是香港第一次港人要求人大釋法事件。後來港人父母抗爭期間,有些年青人與小朋友在香港不能上班上學,甘神父於是搞了個居權大學和居權小學。你是居權小學的導師,當時你們三個只有十幾歲,做居留權小學的導師,成天帶小孩,對你而言是一種什麼經驗?同期還有開拓公共空間的一系列西洋菜行人專用區的街站、戀戰西洋菜、無人駕駛直播室、獨立街頭電視台[眾融頻道notmychannel],又有出版報紙、CD等等等等。你的參與又是如何?

森:2003年反廿三條時,比較多時間在這裡,做那條超大條反廿三條龍。記憶較深是當時的總幹事邀請我去一個集會幫手,音響/搬東西那些工作,那是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居留權事件。後來我便參與多了,居小會在九樓(學聯會址)上課,有時在八樓,我負責帶活動班,陪他們活動,踩單車,一齊打機等等。

行:多年後,居小同學曾在集會對比對他們後來回內地上正規學校的經驗,對於居小的另類教育,陪伴成長,鼓勵發問和好奇心,都有公開且非常正面的評價。

森:那時我會思考較多教育的問題。我無讀過什麼教育方面的學科,就靠住在八樓接觸到的人所養成的習慣,同樣去面對居小的小朋友。在居小的生活,在正規學校根本無法體驗到,因為居小無人會限制佢地,只會協助發展。他們想到什麼,好奇,可以馬上去做,我們只是陪伴、協同的角色,他們的學習是自己去發現和去嘗試很多事,例如發現怎樣打鼓會打爆鼓皮。(笑)
到2005年那次學聯九樓想把八樓變成福利品店,減低社運面向,就無端端有壹周刊記者收到料,走上來八樓,我不疑有他,以為是朋友,開了門,結果個記者就亂拍了一些照片,又無問清楚,就寫有小朋友在這裡打機,有人濫用八樓空間。(編按:那記者自此至終只上來了不超過十分鐘,亦無問清楚,便寫了一個幾頁紙的報導)

行:其實若無居權當時的例外狀態,基層小朋友好難有這種另類教育的機會。

森:對,其他人好難理解。他們年紀這麼小便面對這麼複雜的社會問題,同學們會因為不能再爭取,而一個個地離去。居留權讓我們想很多,像什麼是身份認同、國家和地域這些有何意義等等,很難說得清楚。
參與第一次西洋菜街的行動,都是有關居港的街站,然後發展到在公共空間做些大家平時不會做的事,像玩音樂,坐路邊等等。那時有好多朋友玩音樂,大磡村反清拆時,我們都有一齊做首歌。後來大家的的音樂越做越多就變成出CD啦,於是大家一齊開會討論,如何印,如何發行,擺書局還是那裡,成日商議。
後來,無人駕駛直播室,我參與得少,眾融頻道就較多。那時覺得自己都可以拍到片。眾融頻道時,[我的家園計劃]中無論利東街、鯉魚門寮屋區都拍了好多片,那時無youtube,大家就想著在公共空間放映會試到什麼?就去了。

行:除了議題性的,那時也有些朋友拍了些好玩一點的作品?

森:有啊,選舉時,同阿仁拍了齣玩電話,打去議員辦事處,發現打了好多電話,只有一個區議員在辦公室處理問題(笑)。那時好恆常,每個星期六,推電視櫃,來回西洋菜街和八樓,完了便去金海茶餐廳食飯、討論。2001-04那段時間好多事發生,記憶有些混亂。後來郭達年做總幹事,還有出版8a報,搞自由文化音樂節,狂開會。8a報要討論怎樣寫,出什麼稿,我都有寫過幾次。我讀書時認識了些indie band的人,便幫手連結他們去自由文化音樂節。試過同band一齊討論,都有人,但好少數,不是太多band願意從一開始一起籌辦到尾。阿禮[17]那隊樂隊叫[促],玩neometal,那時流行hardcore呢。我和阿仁、阿葉都有在八樓搞過些小型音樂會,阿禮他們都有上來,那是03年左右的事了。

行:2003-04那時,社運中好多時都講到公民權利都是講「反對警權過大」,當時八樓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也是現在的人耳熟能詳的「重奪公共空間」及不算耳熟能詳的「反對管理主義,民間互相協調」,而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是第一個開拓的試點,你覺得在西洋菜街的街道電視台[眾融頻道][18]中學到什麼?

森:無論是虛的討論和實際的執行,節目如何編排、現場如何處理突發事、如何應對警察和其他管理者等,每個禮拜都重新檢討。大家也會討論節目、形式和議題,由如何推個電視櫃落去街頭播,或是之前開會的討論,公共空間、影像媒體,都是實驗。世界變化好大。今日的人隨意便拍片放上網,但04年時不是如此。因此,當有人在街上放映,而又有人停佇觀看時,對於從小到大都只是被動接收電視訊息的我來說是一大震撼:原來即場播放,是有人會即場回應的!很有趣!但現在這個年代就已是另一個世界了。

行:後來保衛天星皇后,你好像也參與不少?我記得在天星鐘樓被關閉後,爬入去敲響鐘聲的行動中有許多八樓的朋友,這行動可說是為後來的抗爭吹響了號角。

森:天星運動開始時,是思網絡先搞了一堆藝術行動。到八樓參與落去,就是連結了一堆Band友在天星被關閉那晚搞音樂會,當時碼頭好多人,不過是去拍照,不是來參與音樂會(笑)。好有感覺,報紙話有十萬人去影相。
那時就想,為何這麼多人,都還是要關閉碼頭呢?是否可以再做多一點事情?然後認識何來,她在碼頭被關閉後露宿抗議。後來便有了上去鐘樓敲鐘的行動,討論過好多要怎樣爬上去呀,怎樣才能敲響鐘呀,就只是沒有想過,如何出來。那個鐘好重,要好大力敲,又怕破壞到個鐘到了皇后碼頭時期,那時保衛人士有個俄羅斯小組,輪流留守天台頂,看誰不幸是最後要被警察抬,到最後很多是八樓的人。但那是後期的事了。最初八樓比較多是後援形式,都有提供音響,協助辦所有在碼頭的文化活動等等[19]。由參與眾融頻道開始,都有做不同社運場合的支援,音響支援協助運動發展的比較多,我覺得學了許多。

注釋:
[13][大𥄫野]是當時八樓每周一晚的看電影談社會之活動。活動有主要成員,但也開放歡迎不同朋友參加,是八樓的公開活動。不過主要成員會提供自己珍藏的影碟與人分享,也會稍為討論該周看什麼電影及討論什麼主題。
[14] 由黑鳥成員郭達年成為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總幹事起,八樓開始搞的活動。本設定為院校巡迴,後擴充到院校巡迴以外,也會到公共空間和社運團體放映。其宗旨是:「影像.感動.思索.行動 就在你與我身邊」。
[15] 《暉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946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1TWSCrnir4
[16] 自治八樓憲章中,有[委員會]的部份。自治八樓接納成員就特定議題,與非成員的朋友合作,如果那些非成員的朋友願意,就可成立特定的工作委員會,而該項工作成為自治八樓的一部份,會獲得自治八樓其他成員的支援。自治八樓其他委員會還有[移工共行委員會]、[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溝通平台]等。
[17] 指梁穎禮,東北示威被捕下獄的十三人之一。
[18] 眾融頻道notmychannel: http://smrc8a.org/category/involvement/%E7%9C%BE%E8%9E%8D%E9%A0%BB%E9%81%93/
[19] 林森和他的同學,同為八樓成員,在天星及皇后事件後,分別剪輯了[天星鐘聲]和[人在皇后]兩齣紀錄片。後來影行者用同一批毛片,也剪輯了[碼頭與彼岸]一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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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三之三(詳盡版)

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三之一(詳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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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三之二(詳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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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

 

文化行動/美學政治@自治八樓
對談:老B(B)、李智良(良)、林森(森)
記錄、整理:叢衡行(行)

立足邊緣 反思主流
行:由八樓到自治八樓,這班朋友一向都很低調,在運動中時常幫手「執頭執尾」、負責音響器材、拍攝紀錄等。在關注議題方面,又緊靠邊緣和弱勢,或本來無人問津的問題,不知道有無朋友想深入分享一下這個體會?

良:《跳制》是針對主流精神科的批判出發的。主流精神科把精神疾病理解為可以用藥物矯正的 biomedical disease,我認為這排取了很多社會因素,也就把其他更人性化的介入方式排除了,或變成次要。我想有一個另類的思考,當時和彩鳳(自治八樓成員)多些討論這類問題,知道都有一些朋友關注這些議題,想從「使用者」的角度發聲。

《跳制》的朋友當時覺得,除了那些「模範病人」例子,被認定為「精神病患」的人的聲音,他們對「精神病」與精神科診療的看法和自身經驗,總是不被聽見或被故意忽略,於是小組很早就想到要把「病患」們自己的「故事」寫出來。另外是想尋找主流「生物醫藥」模式以外,對精神困擾的其他理解與處理方式。記憶中,「跳制」的朋友早期的討論大概都是循這兩個方向,這些討論也是成員自我認識的過程,後來出版的《跳制》也有一定的實踐,出版過程中一些成員也很積極的尋找可以派發的「發行」點,因而也和一些關注這些問題的人和組織有了連繫。當時我正在戒藥,寫書的期間也找到很多英文的資訊,我提議小組把Mind Freedom International出版 的《減害手冊–脫離精神科藥物》[20]20]翻譯成中文,這本手冊的作者 Will Hall 曾被判定為「精神分裂」,服藥多年戒斷後成為了治療師,把自己的經驗和相關研究寫成,後來「跳制」找到一位朋友Sally 幫忙翻譯,上載上網,供有需要的人免費閱讀。

其實那時候小組也只有4—6人,但經驗落差很大,對用藥和精神科的判病(Diagnosis)是什麼一回事有很不同的意見。但我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太強,後來覺得好難和其他小組成員合作。
不過,我當初最想做的後來大家真的一起做了出來,就是把<減害手冊>翻譯成中文。我接觸到很多英文資源,對精神科都有所批判,但好少有翻譯做中文,我覺得很有意思。我記得小組有出版過兩期《跳制》。至於我個人,應該是第一期《跳制》都未出完就離開了,但裡面都有些有精神科經驗的人自己寫的故事,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後來,我知道跳制仝人有在七一遊行出現,拎著[基層精神病人要上街]的口號。這種邊緣的現身很重要,因為很多人口講「公民社會」的那個「公民」,其實是很狹窄的想像,很多人被排拒在外。

行:過程有何感受?

良:無特別,我這人就是孤僻。我的生活同其他人脫節,感覺好似游魂一般觀察世界發生著的事情。

行:每個人都有脫節和遊魂的時候,只是你游魂的時候可能多些,也不是太嚴重吧。會否可以說是,你較少強迫自己進入你認為處理不能的世界?

良:(笑)應該說是理所當然地去遠離吧。

行:可以談談你的文化行動經驗嗎?以書寫去講述個人抵抗精神科霸權的《房間》是一種較個人的行動,《跳制》是一個小群體共同創造一些事的嘗試。但以過去所見,你也會在大型行動中出現,如2003年反對廿三條你有去,到後來,保衛天星皇后碼頭也見到你。

良:我其實不常出現,天星皇后時,我有收「本土行動」的電郵,有去,但少,而且我不在那些比較核心的行動小組裡。我本身是個孤島,那時寫blog無人睇,一日有20個visit已好開心。當時真是另一個世界。剛才提到天星皇后,有好多文化藝術介入,但我是無參與的,因為我不是「藝術家」,不屬於那個圈子。我出現更多是因為當時是香港「獨立媒體」其中一個編輯,那段時間才開始與所謂社運圈有接觸。我記得有天我在家,有朋友衝了入天星碼頭的地盤,有人開始絕食,他們要出個聲明,要提出「人民自決」、「規劃民主化」等等的,要有個寫手,當時獨媒的朋友很多都出了去行動,於是就找上我。我寫了聲明,寫完後就開始反思,後來想到這事,我就再沒有寫聲明,那應該是我唯一一次寫聲明吧。因為文字有召喚能力,你不知自己會召喚了什麼出來。並非是那次經驗好差,只是會疑問:我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位置寫一篇這樣的東西?一篇打開了整個運動的聲明?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這個⋯⋯合理的授權?書寫的事情,其實是你知道情緒可以怎樣寫成高半度或低半度,拿捏這個情緒是操縱性的,修辭可引動情緒,不單是象徵性的,而是有後果的(包括對其他人和自己的後果)。可能是我才會這麼執著,對整天要寫聲明的團體職員,只是家常便飯。可是,很矛盾,當我讀到別人寫的聲明,又會覺得可以寫好一點,或覺得文法好奇怪、好冗長之類。

我記不起是天星皇后運動中哪個時間點,當時一些朋友的想法是要積極使用海邊這片公共空間,有次在愛丁堡廣場上有個由白天玩到夜晚的音樂會,有很多不同的樂手參加,我是有幫忙聯絡請一些朋友來玩音樂的。到長期留守皇后碼頭,因為我住新界,去港島對我來講好遠,加上我體力又不好,又潔癖,就沒有留守露宿,而且那些警民衝突的場景,置身其中其實很累,也知道自己沒有被捕的準備,就自覺不敢走太前。但記得當時「社區文化關注」的朋友有在那裡辦過人民規劃工作坊,與皇后碼頭的使用者,包括移工家務工一起討論保留碼頭公共空間的一些方案,我也有幫點小忙,另外我也記得在皇后碼頭有朋友辦過聲援台灣保留樂生園運動的音樂會,我也有寫過文章,將兩地的運動串起來思考,開始朦朧意識到「城市權」───誰可以住在城市,哪種身體會被城市驅除的問題。

其實好多行動,我都跨不過自己的門檻,但事件又牽動到自己,又是關心,只是無法像其他朋友如此投入。大家的爭論或所謂策略,有時我都會不了解或不認同,但又好像沒有一個舒服的空間可以討論,因為運動時大家都進入了戰爭的想像,有種逼切性,或是要考慮傳媒或心目中的受眾,運動又會同原本跟開議題的團體、政黨有拉扯。我時常不知自己的位置在哪,都試過揸咪,應該是「本土號」登陸當日,其實只是因為應該揸咪主持的人遲到,因為要中英並用而我講英文還可以,就臨時找我頂替。當時又要叫口號,口號也不是討論過得出來的,只是臨時爆肚,後來覺得這樣不太舒服,就無再做這種位置。

記得也有一次天星行動,在地盤外與警察發生了一些衝突,八樓朋友給了我一支咪,然後不知何解,可能因為覺得八樓朋友在,我覺得放心一些。

行:為什麼呢?

良:一來我知道他們在後面一定會保護好音響器材和物資,以及,他們對現場的事有自覺性,不會因為面前有一堆群眾,就進入一種亢奮的表演狀態,比較令人感到實在些。

其實,我的參與很少,也不知我是否適合這個與八樓及文化行動相關的對談,我雖然是文字人,但我無法寫戰鬥文,時常太感性。覺得創作不是一種宣傳工具,我無法接受這樣的狀態。創作是否在過程中承載到一些意義或思考,對我而言是重要的。

行:這也是一種站在任何運動的邊緣,認真作批判思考,並且作出一種個人的傳播和呼喚。這種形態的感覺,有一點像林森剛才所講的,每次本來想做一件事,結果在那件事的周邊發現其他更重要的意義,便去做了另一件事。又或者,林森和你剛才提到八樓,在社運場合,通常不會站在主台,而是在一旁,既幫手,亦觀察及思考推進。這些形態,非常相似啊。而且,智良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和書寫,是頗能影響社運文青的。

藝術創作的生產關係與社運美學問題

良:其實我對「文青」群體好失望。

行:(嚇一嚇)可否解釋一下為何失望?又或者,談了許多文化行動,其實美學與政治的分界並不那麼清晰,但也有進步與否的政治之分別,會否可以討論一下這方面作總結?

良:我認識的文化圈,其中所謂的生產者和受眾的關係都好單向。可能是因為資助機制定下了許多限制。好多藝團要寫計劃書向私人基金會或政府機構申請筆錢,然後要交一堆工作「成果」出來,又要得到好多人次或見報率,如此才可說服金主批錢。這某程度上也會有一種,怎樣說呢,又不是商品化…而是…項目化。當然這些計劃也有積累社群的面向,但這種項目式活動參與始終不是很全面的參與。但更「全面」的參與到底是怎樣的呢?譬如我理解自己是「作者」,同時我又好孤僻,你叫我對著好多人演講或要和很多人一起合作,我又會覺得好辛苦。

B:我想,是政治的分歧令文化行動的作用、意義和受重視的程度都起起跌跌。另一個我有興趣的問題,就是追踪文化行動者對創作、藝術之用、美學的想法。政治美學上…我暫時思考的方向,是認為黑鳥和民眾劇暫時都未做到政治性更強的美學,都是只以藝術家為中心的美學,無論是對藝術或社會建制的批判,主體都只是那個藝術家,但民眾劇場的美學又未儲存到足夠的經驗和理論發展,或哪方面應再發展、觀眾可以欣賞那方面的東西、參與的人在過程中又有什麼可以自我培育等等,都還須講得更仔細…為何我們要從事藝術活動、有幾多種判準的標竿,在什麼脈絡下甚麼是好或不好等等。以上都是我有興趣思考的問題。又包括,我以前同莫昭如都有吵過架,當時演藝學院初成立,莫想將整套民眾劇的方式帶入演藝,其他友人是有點反對,友人說勿阻他,我就想勸他別去,後來回頭再想,未必是完全否定他,只是覺得太早了,那時演藝剛開始不久就想吸收藝術圈不同的東西,我覺得被吸收後,有可能被學院主導了方向。我的想法是,民眾劇在社區層面夠堅壯,再入演藝,草根才有抗衡的能力。

我暫時思考的方向,是認為黑鳥和民眾劇暫時都未做到政治性更強的美學,都是只以藝術家為中心的美學,無論是藝術或對社會建制的批判,主體都只是那個藝術家,但民眾劇場的美學又未儲存到足夠的經驗和理論發展,或那方面應再發展、觀眾欣賞那方面的東西等等,都還須講得更仔細和更清楚。巴西反壓迫者劇場和菲律賓教育劇場開了個頭,但當大家把這些放回傳統劇場,就又用回傳統戲劇美學去判準,甚至參與者和工友都是這樣想。這後面,有一大堆美學上我們應要搞清的問題,包括為何我們要從事藝術活動、有幾多種判準的標竿,在什麼脈絡下甚麼是好或不好,這樣才可以說服到人們,他們知道在不同的形式中要欣賞什麼部份,而參與的人在過程中又有什麼可以自我培育?反過來呢,功能性工具性是否全部丟棄?我想不是的,我都幫職工盟作過口號歌的,好快餐的,但真的趕時間時,快餐是否絕不吃呢?我都猶疑過的,現在也算好肯定,但都想直接討論一下,不想迴避。

良:提到美學,我理解平民都一樣會追求美,不然也不會買衫,就算多窮家裡都會佈置一下——門口掛塊花布既是實用(在無私隱情況下的間隔)也是一種審美追求,又或者他們喜歡聽或唱的歌、遊戲,都有美感在其中。如果覺得平民性和美學好對立,可能是因為美感被文藝機構或機制壟斷了,多年來都有好強的建制不停鞏固差不多的價值判斷,令好多生活事物無法被看見/聽到。無論作為創作者或受眾,其實都可以再思:到底有什麼被這麼壟斷性的建制排除了呢?誰的生活和美感經驗是被排除於我們理解的「文化藝術圈」以外的?

B:以前上來八樓做文化活動、搞班鼓勵大家創作,工人大笪地時嘗試把這些工作帶去草根社區團體,當時有個模糊的想法是,傾向和草根團體合作,在他們的層面,他們是在組織一個群體,要有好多活動進行,如旅行、行動、傾政策、搞問答會,可能林森去放場電影只是其中一個活動。文化行動的價值和意義,有時是團體內的組織者能夠回答的,舉例如你的某個放映或演出,積累到想法或凝聚了某些共識,有可能後來會成為影響他們組織的一個重要環節。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儲存一大堆歌,有時去同他們唱一晚,效果,就要通過溝通才知道。他們的回應,也可幫我改善下次表演。

良:我教寫作班都希望同學別像我這樣,現在會和他們一起讀班雅明的《作為生產者的作者》。裡面有個重點,老B剛才都有講到,就是即使藝術家本身政治立場激進,但他的藝術實踐卻未有同樣的政治化/激進化,因為他們還未有改變藝術實踐的生產條件。班雅明提到,即使藝術家思想好激進但若其實踐方法沒變,仍像傳統藝術家般依附建制的生產關係的話,其實甚麼也沒改變。就像各種當代藝術展、雙年展,雖有部份激進內容,但始終離不開畫廊制度與藝術市場的資本循環。現在思考多了,就覺得自己好落後。

B:我以前創作時都會用好多社運追求的價值去想:我可以再加點什麼內容?現時會想多些,就是如果我看待我的工作是藝術,那我追求的是美感,起碼可能是思考美感,認知到有美感及找到樂趣。放在草根組織裡來思考,特定的生活環境,會令人追求什麼樣的美感或快感或來自媒體的滿足感和衝擊?這些都值得觀察思考。

可是和我們合作的團體未必會,他們可能一晚只能開一個一兩個小時的會議,想盡快討論到實務工作。有些團體會找到樂趣,例如婦女合唱團好明顯,她們會真的好享受個音樂,但這樣,就不會再思考同所謂的「社運」有無關係。但我覺得有關,因為若我們追求某種非主流的美感的滿足,可能也可以變成社運的追求。
大概是這樣。

良:我是讀比較文學的,且更是港大這種殖民大學,讀書的時候一直是種格格不入的奇怪狀態。那時候讀很多50-60年代或之後的歐陸電影、新小說等等,所以前衛、現代主義的美學觀念於我是放不開的。現在,我會嘗試找回一直以來都有一條「不受黨派支配但左傾」的前衛藝術家的路,就是關注社會不公,有左傾或安娜琪傾向,但又不是現實主義的傳統。我時時想,中國30年代也有很多這樣的作家,不過後來這條路線被政治現實中斷了。50年代的香港文學也有繼承和轉化這個傳統的嘗試,其實歐洲一直也有很多這些非共黨左傾藝術家。冷戰的氛圍,亦令現代主義的發展被框限,因為美國統戰,用資助現代主義藝術來對抗共產社會主義所推崇的紀實、報告文學傳統、行動劇之類。香港一直都是在冷戰中在資本主義的一邊,於是整個文學、美術的教育,都是在冷戰或左右對立的情況下變成「純」文學/藝術教育,主張文藝不應被政治支配,但這也恰恰符合了殖民統治下,「去政治化」的管治理念。

這種糾纏,令接受了現代主義的我,會有一些困擾。一方面覺得自己越不過現代主義那種審美的感覺結構,但又知道和好多人都無法接通。其實這類討論一直都存在,例如文藝應否平民化、是否應有大眾文藝,我自己也未想通,所以我覺得老B追問美學的問題也不只是美感的問題,是同政治有相互生成的關係。雖然我來自工人階級家庭,但我讀了這麼多書,只擅長這種知識化工作,也不可能放棄我所學的與喜歡的事,假裝自己好平民好草根。大學時讀到歐美的後現代、後結構主義,同我家工人階級的生活背景好大拉扯,好矛盾,那些東西其實是小資階級的東西(如果要粗暴地區分的話)。……其實,我也是「殖民餘孽」啦,以前好多同學覺得西方/ 第一世界藝術才是高端是世界中心,香港的文藝就顯得好老土。我曾經也有段時間很認同「本土」這個概念,那時講本土是相對資本全球化,對我而言,也是去殖民地身份糾結的反彈,是對「歐陸中心」的反彈,但其實我同香港社會又好脫節,從小到大搬了廿幾次屋,不會對「社區」有感情,根本沒有「在家」或著根的感覺,可能因為這些經驗,我對於太過強調身份認同、國籍等觀念,的確有種抗拒。

行:那即是面對無論階級或國族/族群身份都想有個獨立性?

良:可能就是這些內在的個人的矛盾,不知怎的就認識到八樓的一些朋友。我覺得對好多問題的看法能接近的人不多,就算是文化圈的朋友之間,也感覺很大距離,也對社會上發生的事有種情感上的距離,但看到那些自由主義者的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講法,又覺得其實好虛偽,隱藏了實際的社會不平等。

B:你剛才講的範圍再大一些,不只是創作和接收的人,而是美學本身也是一個建制,是權力建構出來的。

良:也包括我們的時間觀、身體感覺、身體和空間的感覺,這些其實都很大程度被建制教化、制約了。所以,如果我對社會有不同的想像,這個象徵秩序便須要有不同的分配。所以我好糾結,如果推論下去,我是否不應該做「作家」,因為作家是依附在文學建制裡的一個位置。

B:其實這樣不是與工人一樣了嗎?工人都是建制建立出來的位置!

良:我不以寫作維生,只以教書維生。但我之所以可以教書,是因為其他人認定我是作家。又是好矛盾。又或者,我必須以「中文」寫作都已是難題,離不開一個強大的華文/漢文化傳統……

行:即是好似工人拎人著電工牌去開工一樣吧?

B:許多長期做創作的人都會講,我們無法在一個真空地上創作,都是有前人的,也可能有建制的影響,也可能有非建制的一部分,所有人都無法脫離這世界,無論如何你都看過一堆前人的創作……

又或者我做抗議歌、人民的音樂時看到,台灣朋友用了好多原住民音樂,我就用好多廣東流行歌的傳統。我有時會想,有無得追求一些純淨些的東西呢?我都有聽過鄧寄塵、梁醒波,但發現香港沒有這種條件,無這樣的積累,令我無法搞到好原創的東西。好似搖滾樂,有發展它出來的社會背景。後來我想,有無一個衝動去創造新事物?以前我會比較重視大家是否唱得高興?後來看了本書<噪音>,談到每一個年代的前衞音樂都預視了下一個時代的追求,可能有一個道理在裡面,就是當人們追求一種新的美感,那是為了追求新的生活的感覺,藝術又好音樂又好,也是為了捕捉那感覺。所以創新不是為了創新,而是覺得現在的不夠好,去做一些比較好的。創新是建基於前面的人做過的事,或你所生存的環境,所以你覺得是限制的,也可能係你創作的泉源。
我地聽龐克(punk)的歷史,但無了解像披頭四這樣的樂隊出現的環境。可能我們的時代也出現了一個很厲害的,只是我們沒有看見而已。我喜歡聽一代人的聲音,可能裡面有人真的在追求一些想法。像我工作坊裡的工人,他/她們都在探索、尋找新東西,這些其實也結合着對整個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個人反應。我想,這便是我可以貢獻的東西。

良:但我那些只是我個人的反應。

B:作品是個人的反應,但當我們看着一個時代,那不只是個人的。就像八樓作為一個平台,許多人在八樓一起做些不同的事,發出不同的個體聲音,這便須被仔細看和聽,可能會找到那個新的、原創的東西。

這幾年與工友搞工作坊,慢慢發現,美感追求每天都在發生,例如是剪什麼髮型穿什麼顏色的衣服。這與工人身份無關,但一個好普通的人每天都會做這些選擇。一般草根民眾,我嘗試協助他們理解清楚自己追求什麼,慢慢令他/她重視每個選擇,去建立到一些內在的信心和力量:「我的音樂不算好好,但我好認真咁做,想用呢個聲音表達心裡面一啲嘢,亦希望你可以同我分享。」

注釋:
[20] 《減害手冊–脫離精神科藥物》 https://harmreduction2013hk.wordpress.com/

 

(全文完)

自治八樓小史詳談: 文化行動與美學政治, 三之一(詳盡版)

對談:老B(B)、李智良(良)、林森(森)
記錄、整理:叢衡行(行)

引子:
香港社會的文化藝術圈的主流,一直是殿堂內之物。可是,綜觀世界藝術史,政治理念的轉變、社會運動與美學/藝術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錯綜複雜。布萊希特要拆舞台,是想要求主動介入的劇場參與者,是要打破旁觀別人痛苦更說風涼話的食花生文化。杜象把尿兜放進藝術館,是要挑戰藝術意義的陳腔濫調和殿堂化。龐克文化,本來是為挑戰精緻、階級化的社會觀念所形成的美學觀。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思潮,都不斷地在打破一些線性思維的敘事模式,希望文本可以更為多元、開放……還有許多數不清的嘗試,在被收編入流行文化或大學/演藝學校的書本考試知識之前,都是充滿活力的「文化行動」。

最近,香港這廿年來「文化行動」的其中一個基地,[自治八樓][1],正面對被現屆學聯清場迫遷的挑戰[2]。反迫遷抗爭正在進行中,一群曾與八樓或自治八樓結緣、受到八樓啟發或協助、或因八樓獲得實踐理念機會的朋友,組成[共治八樓][3],作為支援組而存在。[共治八樓]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協助整理一些與八樓相關的社會理念和社運行動意識之形成和發展。

當中不可少的其中一個理念和實踐,當數「文化行動」。

狹義的文化行動,是以表達思想的形式作為定義,例如攝影、錄像、音樂、舞蹈、戲劇等等。2002-07期間,社運團體總喜歡找八樓去「唱歌跳舞」,或找八樓的朋友去組織一個與「唱歌跳舞」相關的文化活動去吸引群眾。雖然不能確定每次找八樓的的人,是帶著怎樣的意識找八樓,但若八樓參與或是組織相關活動,多會帶著廣義的文化行動意識而做。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八樓強調原創性和平等參與:既鼓勵不同志趣和能力的人去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亦鼓勵現場群眾不只食花生睇表演,而是歡迎主動參與其中,甚至隨時跳上舞台參與也歡迎。有時所謂舞台不過是平地上面向群眾拎咪的人而已,並非真的有個高出的舞台(其實,「大台」這件事,本身就是強調平等參與的八樓所不同意的事物)。同時,八樓由九十年代末開始,就已開啟了文化行動的傳統:一方面透過錄像、攝影、音樂、動漫等形式吸引大專生參與,讓同學在參與學生會建制以外,找到其他關注社會的途徑;另一方面,希望參與者在學習創作的過程中,反思個人生活與社會議題的關聯性,進而推進主流政治社運以外的不同戰場,如性/別運動、草根平權運動、反迫遷運動、農業和土地等。一些大家今天耳熟能詳的社運概念,都是由八樓開始倡導,然後慢慢延伸到更廣闊的受眾的,例如十多年前很少人或近乎無人會提的「公共空間」、「人與土地的關係」、「直人撐同志」等等。觀乎共治八樓網頁上陸續上載的,有關不同人士自述與八樓相遇的故事,更看到八樓推進創新意識和社運經驗傳承的功效。

可惜,這樣一個盛載著香港近廿年社會運動歷史的重要地標,就要面對現屆學聯的在管理主義意識下的迫遷。現屆學聯於公告收樓後,才對於其處理八樓的方式進行諮詢,這種「先收地,後諮詢」的做法實與政府公告收地無異,更有學聯代表在網台發出妄顧事實的言論[4],令人痛心。現時,自治八樓的朋友正在以佔領空間作為抵抗迫遷和管理主義的方式,同時於十一月在四間大專院校(包括非資助院校)舉辦了有關學運與社運關係的諮詢會,收集意見。現屆學聯丟出的迫遷時間表,是自治八樓成員及所有使用者,必須於本年12月30日前遷出,事件還在進展中,希望各位讀者繼續留意。

從60後到80後……
這次找來了三位朋友,透過半對談半訪問的形式,希望就住他們在八樓的參與,突顯出不同經驗、理念的人如何看待這個「八樓文化行動經驗」。

首先,得介紹一下今次有份對談的三位朋友:

老B(B):60後,八十年代開始認識文化行動,九十年代認識八樓,開始透過八樓這個平台去實踐其文化行動的理念,包括連結了勞工團體與學生的參與,搞結他班給社運組織者與學生,以及推進各種透過音樂推進運動的方式等。後在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攻讀碩士課程,他便以90年代以前的香港文化行動作為論文題目。老B過去廿年曾為香港的草根運動寫下不少民謠,2000打後與社運友好成立樂隊[噪音合作社][5],現則為樂隊[迷你噪音][6]成員。

李智良(良):70後,香港作家,曾將其面對/對抗精神科「治療」的親身經驗寫成《房間》[7]一書。自2005年反世貿開始與八樓有接觸,其後一起經歷保衛天星皇后運動,在八樓平台上最重要的實踐,是與一些朋友共同催生了《跳制》[8]這本不定期刊,及建議大家翻譯了《減害手冊–脫離精神科藥物》[9],為在主流西醫的「生物醫藥模式」(Bio-medical model)中被診斷為精神病人的朋友和他/她們的照顧者,提供不同經驗的理解和想像空間。智良對八樓的感覺是,在社運場合見到八樓的朋友會覺得有種安心,為什麼呢?因為「一來我知道他們在後面一定會保護好音響器材和物資,以及,他們對現場的事有自覺性,不會因為面前有一堆群眾,就進入一種亢奮的表演狀態,比較令人感到實在些。」

林森(森):80後,香港獨立電影導演。十幾歲時因長姐為八樓的香港大學委任管理委員,而在八樓開始接觸文化行動。最初上八樓是想學結他,最後卻在八樓發現自己鍾愛影像,可算是「在八樓長大和發現自己終身職志」的一代,曾在八樓參與開拓西洋菜街公共空間的實驗、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運動、另類教育的學習與實踐、各種錄像工作坊、各種社會議題拍攝紀錄等等。

記錄、整理:叢衡行(行):70後,受八樓啟發參與社會運動,並非自治八樓成員,但會支持八樓的行動的友好。

當晚大家談了好幾小時,當中包含個人小歷史、社會理念、文化行動小歷史、美學理念,十分龐複,整理者將之分為幾個主題,希望有助讀者能相對容易進入。

文化行動:一些前世今生
行:狹義的文化行動,是以表達思想的形式作為定義,例如攝影、錄像、音樂、舞蹈、戲劇等等。2002-07期間,社運團體總喜歡找八樓去「唱歌跳舞」,或找八樓的朋友去組織一個與「唱歌跳舞」相關的文化活動去吸引群眾。雖然不能確定每次找八樓的的人,是帶著怎樣的意識找八樓,但若八樓參與或是組織相關活動,多會帶著廣義的文化行動意識而做。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八樓強調原創性和平等參與:既鼓勵不同志趣和能力的人去公開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亦鼓勵現場群眾不只食花生睇表演,而是歡迎主動參與其中,甚至隨時跳上舞台參與也歡迎。有時所謂舞台不過是平地上面向群眾拎咪的人而已,並非真的有個高出的舞台(其實,「大台」這件事,本身就是強調平等參與的八樓所不同意的事物)。同時,八樓由九十年代末開始,就已開啟了文化行動的傳統:一方面透過錄像、攝影、音樂、動漫等形式吸引大專生參與,讓同學在參與學生會建制以外,找到其他關注社會的途徑;另一方面,希望參與者在學習創作的過程中,反思個人生活與社會議題的關聯性,進而推進主流政治社運以外的不同戰場,如性/別運動、草根平權運動、反迫遷運動、農業和土地等。老B是年紀最大的,會否可以分享一下八樓之前和八樓的經驗?

B:我是由87-88開始參與文化行動的。再早一點的前輩有樂隊黑鳥,還有民眾劇社。他們有時會一齊演出,但都會有自己演出、作品、小報。我的畢業論文有討論民眾劇場走向低谷前的歷史,其實同時也是香港社運內部的一段爭端史。這包括社工在八十年代後期主導了居民運動,鬥走了托派和安娜琪[10]份子。
聽一位前輩吳萱人講,最初的公屋評議會,包括了不同政治信仰的街坊,其中一個是荔景居民協會。這協會是其中一個有安娜琪思想的居民組織,70年代尾80年代初有份參與公屋評議會(公評會)。吳萱人提醒我留意公評會的英文名,那才是真正透露出其政治理念,the people’s council of public housing tenance。people’s council是帶著安娜琪味道的:不是評議政策的組織那麼簡單,而是聚合街坊成為人民議會。
當年如果講用文化手法,除黑鳥和民眾劇社外,社工都有用街頭劇的方式。不過,以我所知好多社工都只是叫街坊演來讓記者拍照,而不是讓街坊看完劇,了解問題,聚合在一起商議行動。社工們都認為這樣是合理的,但這不是真正的街頭劇,只是一個強調鏡頭前面的舞台。民眾劇社出版過一本書[11],講到一個關於斑馬線的故事:當時他們去臨屋區做劇,發現居民面對好多社區問題,其中一個是,區外有條馬路有好多交通意外,社工幫手爭取好久也未成功爭取到一條斑馬線。於是他們去做個劇叫<斑馬線>,令街坊透過直接行動去面對這個問題。劇社的人準備了一兩桶白油,演到一半呼喚居民出去自己油條斑馬線!社工事先不知道,後來覺得好不滿、覺得他們搞亂檔,便再沒有合作。

另外,民眾劇社和精英學運也合不來。例如去香港大學做劇時,因他們在現場派的傳單沒有事先給學生會審查過,於是也發生爭端。支聯會都發生過類似事件。支聯會找了詩人吳萱人朗讀詩歌,吳寫好後給支聯會看過,聞說華叔說「首詩太深群眾唔明」,無用到。民眾劇社知道後覺得太保守,便在演出時把吳的詩放了在劇內朗讀,聽說搞到另一位大佬好不高興,從此再不邀請民眾劇社。
另一邊廂,在公評會,社工開會專登不叫那些不同理念的人,將他們排除在外,這是八十年代中的事。後來民眾劇被定位為先鋒藝術、實驗劇團,而社工就發展了他們要求街坊為記者而演的街頭劇。由此可見,政治理念的分歧,也的確為美學形態帶來分歧。

八十年代後期,民眾劇社的人已不再是劇社形態。當時莫昭如去了菲律賓,學習了一套教育劇場(PETA)的方法。教育劇場的方法,是融合了巴西民眾劇先驅奧古斯都.包歐(augusto boal)的論壇劇場的方法。雖然,兩者都是想透過劇場和身體的互動,培育群眾意識,「預演革命」。然而,兩者有所不同。包歐的劇場是靠一班經嚴謹民眾劇(不是一般舞台戲劇)訓練的演員,透過演出去帶動群眾參與。菲律賓的教育劇場則是在馬可斯獨裁政府倒台後成立,針對草根社區、工會或甚至游擊隊,去做群眾教育工作,故設計了一套為期3-5日的訓練工作坊,內容包含了群體互動生態、創意發揮和社會議題討論。一般教育劇團都會入到農村,駐村3-6個月,日間在那裡一起耕田勞動,晚上則與村民一起創作工作坊。

莫昭如邀請了菲律賓教育劇場的人來港辦工作坊[12]。後來,莫昭如和大眼(我太太)就四處做教育劇場工作坊,而我則是負責連繫不同的團體、社區中心。當時我在沙田的某青少年中心做社工,被指派了搞戲劇組,於是便第一個請他們來做工作坊。後來他們也去了不同的團體,用教育劇場的方式培訓組織者。

後來,在搞民眾劇的人之間也發生了一些爭抝,就是有關是否要把民眾劇的方式帶入演藝學院。有人覺得可以,另一些人則覺得演藝學院剛成立就是想收編這些民間具抵抗性的美學,就算要入演藝都要先把民間組織內的民眾美學搞得蓬勃才進入,較能抵抗收編。

空間與資源共享 文藝與社運蓬生
B:90年代尾,學聯給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即八樓)的任務,就是組織非學生會的學生。學聯應該無提出有文化工作,不過當時的總幹事認為要做,而學聯代表會亦確認了這個路線。而我當時則是被找來商討如何做文化工作的。
當時我來到,發現八樓已有一些年青人在活動,有位朋友已在自發實踐資源共享,把家中所有的CD和電影影碟帶來,後來更連漫畫也有共享。後來噪音合作社(編按:當時老B正在夾的一隊社運band)也把器材放上來。當時錄影力量貢獻了部分器材做了剪接室,另一位搞攝影的朋友就籌集了搞攝影黑房的東西,在八樓架設了一個黑房。然後,就在八樓開了各種結他班、社運錄像班、社運攝影班。(行:後來還有政治漫畫讀書組)當時我自己正在搞工人大笪地,連合台灣、泰國和香港不同勞工組織搞一次工人藝術/文化的東西,並有個想法,是讓社運資源中心變成學生和其他社會運動的結連點。這個活動變成與八樓合作,八樓提供了場地開會、存放物資,也因此存下了與不同團體的連繫。

大笪地後似乎就出現了不同的「部落」,包括音樂、錄像、攝影等「部落」。應該是當時在八樓的朋友共同討論出這種組織方法。

行:補充一下,當時已有許多活動和許多不同年紀的年青人每日都在這裡。有人較重視形式,有人較重視內容,會發生許多交流和討論。經驗和知識也作為一種寶貴的資源,在不同的人之間流傳。然後還搞了幾年文化節,分別在廟街和啟德家興大笪地,作為每個部落發表自己對社會的意見之一種平台,同時亦分享給會在那裡生活或經過的人。

森:當時是我姐姐在八樓做管理委員成員,叫我上來跟老B學結他,於是我與兩個同學一起來到八樓。雖然當時老B的班出了點問題,沒有完成跟老B學結他這事,但卻覺得這裡很有趣,且因另一位參與者老菲不斷分享自己的影碟和cd,便留了下來。在八樓,我最後發現,拍片是我有最大感覺的參與方式。後來有好多大大小小的事發生,八樓的band房、黑房我都有用過。那時好多小組,後來無參與結他班啦,去左[大𥄫嘢]前身的一些放映,看電影,談社會。

注釋:
[1] 自治八樓 www.smrc8a.org
[2] 有關事情請見四則報導

[3] 共治八樓 https://8acommons.wordpress.com
[4] [轉載]圖文系列|自治八樓回應網台節目[誰主香江](2017年8月8日) 之不實言論) https://8acommons.wordpress.com/response-to-radio/
[5] 噪音合作社  http://www.djibnet.com/photo/noise+box/930521-485302666.html
[6] 迷你噪音 http://mininoise.blogspot.hk/2009/08/blog-post_2150.html
[7] 《房間》 http://www.kubrick.com.hk/index.php/zh_hk/catalog/product/view/id/7905/s/9789881299321/
[8] 《跳制》第一期https://shortpress.wordpress.com/
            第二期:https://shortpressaction.wordpress.com/
[9] 《減害手冊–脫離精神科藥物》https://harmreduction2013hk.wordpress.com/
[10] 編註:安娜琪份子,即anarchy。一般錯譯為「無政府主義」。但其實anarchy這英文字只是指:反對一切既有權威對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壟斷性權力,強調群眾自主自發的自我組織,強調處事須根據事情的上文下理,原則是要有,但不能教條化。簡單一點說,就是反大佬中心、反教條主義。用香港現時的社運用語,則可以說:即是反大台但強調民眾自我組織,並在不同的小社群之間結連成平等關係的互助平台,以結成反抗強權的力量。同時,因為反對一切既有權威的理念,原則較重的安娜琪不會稱自己為「XX主義者」,因「XX主義」一辭就是以「XX為中心思想」的意思,終極違反anarchy之義。
[11] <選民>
[12] 菲律賓與我  http://mininoise.blogspot.hk/2006/02/blog-post_25.html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