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ala
2008年，香港舉辦第一屆同志驕傲遊行，遊行人數不到500人。在那個年代，儘管在社運圈中，大家都會覺得同志運動只是同志的事情，同志平權也與直人（也就是大部分人）無關，同志運動因此是處於極度邊緣的狀態。
面對這個處境，學聯不但沒有帶領同學反思問題的嚴重性，而是採取了鴕鳥政策，對同志權益不理不睬。我曾在當年質問一位比較同志友善的學聯朋友為何不對同志運動表態，他回答說：「因為裡面有基督徒。」「而且，學聯裡面沒有gay的啊。」「你都知好難，這些議題不討喜。」
作為一枚還在掙扎中的女同志，這無疑是一記硬棍，徘徊在我腦海的是：「所以像我這種作為性少數的大學生所面對的痛苦與問題，就無需被處理嗎？還是大學生是已經被假設為全部都是直人，那像我們這類酷兒呢，難道不也是大學生嗎……?」——這是一種切身地被「非公民」的體驗。
八樓在排除了九樓的閒言閒語及社會的非議底下成立了「直人撐同志」小組。並且在毫無光環的情況下支援了第一屆同志遊行的音響設備，成為主辦團體中的一員（而且是「以『直人』為主」的一員）。
八樓可以在那個年代容納同志議題，不但是因為八樓具備較為民主、彈性及開放的架構，以允許邊緣及不受歡迎的議題有處容身，也是因為它在文化和結構上並不受限於民粹壓力，因此不需要為了取得大眾認可而搖尾乞憐——這也是為什麼它得以容納比較偏鋒與邊緣的政治。
「直人撐同志」是香港第一個開宗名義把「直人」納入同志平權政治的團體，小組認為，同志平權不是只是關於LGBT的事，也是有關人權——也就是所有人的事。我是在八樓這個空間以行動與經驗切身地明白到：性別的刻板印象如何結合恐同政治，刻進了攣人直人的血肉之中——譬如直女怕自己「太man」、直男怕自己軟弱哭泣的模樣「娘娘腔」，其實所有人都是或多或少地受著性別與性傾向的牢籠多壓迫。而這樣打破了「攣直」身份政治的可能，也是多得八樓具備了一個開放但安全的討論氣氛，使得無論直人攣人都有參與的興趣。其實，「直人撐同志」這個口號的下聯正正就是「無分攣或直」。
後來，直人撐基層同志因為想要加入階級視野，而改名做「直人撐基層同志」。而這無疑也是受到了八樓「邊緣同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又因為八樓與其他地區的社運組織有密切聯繫與支援關係，所以擁有大量的社運資源：它們以人脈、書本、影片等方法被所有八樓所有小組所共享（也就是八樓的共治精神的體現）。我是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台灣TIWA的《T婆工廠》而開啟了關於移工的性別思考；也是在這裡遇到了《苦勞網》的朋友而對毀家廢婚政治有了初步的探索；也是因為八樓有關注精障議題，而讓我們得以具備傷殘女性主義的涉獵。這無疑也是建立在「直人撐同志」的「去身份政治上」的思考的延續，才得以生出扎實的酷兒政治。
這些年來，八樓提供給「直人撐基層同志」的除了物質上的支持（如開會空間、放映空間、行動音響、各類工作坊及討論會物資），也有無數的非物質支援（包括思想的分享、人脈的共享、感情的支援、精神的投入）。而這些都是八樓前輩在九樓的保守下賭上了個人政治前途的艱險奮進。然而，我要強掉的是這並不是八樓的「過去式」，而是八樓的「現在進行式」——那就是對基進與邊緣政治的持守。請問九樓在關閉八樓後，如何可以確保這種優秀的社運文化的傳承，而不是像當年那樣以「有基督徒反對同志」為理由取消酷兒政治？
酷兒（queer）一字，本來指的就不是「酷帥」，而是「怪物」。與酷兒同行，意味著的是要有逆流的風骨，並且與「最不酷帥」的人共存的初心。九樓學生官僚今日在沒有對不同小組安置及回應的情況底下以行政手段對八樓趕盡殺絕，實行把八樓私有化和「非公民化」的官僚作為，損失的不只是一塊社運寶藏及自己的江湖名聲，也再次失掉了與邊緣酷兒同行的機會。
共治八樓 